夏定友(1911-1995)，兽医学家，193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学院，1949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纽约州立兽医学院博士学位，学成回国后在成都铭贤学院任教授，1950年起在四川大学农学院、四川农学院任教授。他在猪白痢、猪新热病、鸡瘟等方面均有建树，在80多岁时仍笔耕不辍。

夏定友，曾任四川省政协委员，雅安市政协副主席。“终生不忘报国志，矢志追求勤科研”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夏定友，1911年出生于浙江定海县（现舟山市），幼年在私塾接受启蒙教育，后在定海就读小学、初中。他十几岁时，父母相继病故，失去经济来源仍坚持读书。他晚上睡在教室里，白天将被褥放在教师办公室，经常一天只能吃一餐，半工半读用四年时间磕磕绊绊地完成了高中学业。193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，留校先后任助教、讲师。1945年考取赴美公费留学，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兽医学院，于1949年初获取博士学位。1950年起在四川大学农学院、四川农学院任教授。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百废待兴，在学校严重缺乏师资和科研实验条件的艰难困苦情况下，夏定友独自承担了《家畜病理学》《家畜药理学》《家畜微生物学》和《家畜传染病学》等多门学科的教学工作。夏继明回忆那段时期的父亲，“他沉默寡言，在家时总是看书、备课、写文章，每天忙到深夜，即使吃饭，也边吃边看厚厚的英文书，通常是母亲与他拈菜，给他夹什么菜就吃什么菜，从不挑剔。”他经常深入生产现场，针对当时危害畜牧业最棘手的猪瘟、副伤寒、仔猪白痢，牛疫病等疫病开展科学研究，提出了许多新见解，为控制这几大疫病的蔓延，为发展我国畜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1957年，全国开展整风运动，学校整风运动最后竟演变为“反革命闹事案”，夏定友蒙冤入狱，刑满后又作为被管制的五类分子接受改造。在那样特殊的时期，他依然坚持做学问。原保卫处工作人员辜伯君曾讲过一件事，他有一天晚上巡夜，当时已是深夜2点，他发现兽医楼上还有一间房间亮着灯，就上去准备登记提醒。当他敲门后，发现是夏老师，看见他还在翻阅着厚厚的几本英文书，他感到万分惊讶，实在无法理解一个“反革命分子”为什么还想着做学问，这件事让他终身难忘，几十年过去还记忆犹新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已69岁的夏定友同志获得了平反昭雪，恢复政治名誉，重回四川农业大学执教，此时的他已年近古稀，但他精神焕发，干劲倍增。在他从恢复工作到病逝的十余年中，他先后为研究生开设了《高级免疫学》、《动物传染病专题讲座》等课程，最让他引以为傲的是培养了几名优秀的硕士生。文心田，四川农业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学校原党委书记、校长；王红宁，四川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；谢跃则在美国哈佛大学医药学院工作。据文心田回忆：“占据夏老整个心思的，就是科研和指导我们学生，当时省内外很多地方闹猪的“无名高热”病，夏老查阅了大量文献，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对此病做了深入探讨。重庆鸡场里的鸡死亡较多，但原因不明，曾怀疑是某些革兰氏阴性细菌引起的内毒素血症，夏老使用鲎试剂检测动物血液中的内毒素，这在国内当时是首次使用。”1983年省内对高级知识分子体检时，已发现夏老患有肺气肿，脑血管硬化等多种疾病，但他对这些均置之度外，他希望在他已不很长的有生之年，解决生产上急需的一些难题。临终前一个月见到学生，还滔滔不绝说一些对科研问题的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打算。

夏老生活上特别简朴，衣服就那么两三套，换了洗，洗了换，坏了宁愿补也不轻易买一件新衣。出差在外地，他头脑中只有两件事，一是购置实验材料或药品，二是到图书馆或情报所查资料。每次离开，他要带的不是实验药品就是图书资料，常常是几大捆，生活用品相比之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。他平反后补发的工资，平时生活舍不得用，全部用到了买试剂做科研上了，他走后没有留下什么积蓄，却留下了十几箱自费购买用于科研的药物。

夏定友教授一生历尽人间坎坷，经历诸多磨难，但他任何时期都保持乐观，都从不向任何人，包括子女抱怨过什么。劳改期间，儿子夏继明大学毕业即将分配工作，临走前去看望父亲，“父亲一直在笑，反复说自己身体很好，他用一个破旧的洋瓷杯子倒满水让我喝，从抽屉里拿出糖果一定要我吃”。得知儿子即将被分配到新疆工作，他沉默片刻后说道：“无论干什么工作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”。平反后，他更是争分夺秒的看书，写文稿、出差、做实验，被人问为什么不休息?他回答说“我的时间不多了，我要抓紧时间，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，力争为祖国的兽医学科的发展多尽点力，为人民多做点贡献”。